余华题字
代孕，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的问题。
如果你走进过大学周边的公共卫生间，或者城市中外地打工者聚集较多的地方，就一定见过类似的小广告：
而这些广告，大部分都会用“招女工”“爱心捐卵”这些模棱两可的字眼，将代孕描绘成一种“高报酬”、“轻松无痛”的女性兼职。
但事实真是如此吗？
不论是公厕门后，还是我们每天离不开的网络，其实一直都充斥着非法代孕的信息，引导并哄骗着年轻女性。
懵懂无知的年轻女孩以为“卖卵”只是简单扎几针，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，轻轻松松拿到几万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她们却不知道，取卵过程危险又恐怖。
为了一次取出多颗卵子，首先需要注射促排卵药物。正常女性在1个月经周期里，只有1个卵泡会发育成熟为卵子。
而注射或服用促排卵药物后，已经停止生长的卵泡会继续生长，为了商业利益，卵子黑市会一次性取卵20甚至30枚，对卵巢过度刺激，加上促排卵药物的滥用，很可能会引发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，导致腹腔积液、胸腔积液。
取卵用的取卵针，针头部位直径宽约2毫米，针长达35厘米，差不多有人小臂这么长，医院打的针，针头部位仅有0.7毫米，针管长3厘米。
如此大的取卵针穿过人体取卵，会在卵巢上造成创口，而很多代孕机构合作的黑诊所为了节约成本甚至不打麻药，取卵过程让女生痛到虚脱。
取卵对手术环境要求很高，室内必须无菌、无尘、恒温，而这些黑诊所往往细菌超标，很容易造成术后感染。一旦感染，就可能造成不孕不育，甚至危及生命。
就算幸运地挺过取卵的痛苦，到手的钱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厚。
由于一层又一层的中介抽利，到供卵者手中的钱往往只有开始报价的一半，甚至10万报价只能拿到3-4万。这些钱换来的却是供卵者日后的病痛隐患。
地下代孕市场还会以长相、身材、学历为标准，将供卵者划分成三六九等，并称呼这些女孩为“卵妹”——将女性物化成提供卵子的机器。
虽然取卵已经骇人听闻，但好歹承受的只是暂时的痛苦，相比之下，代孕则是长达十个月的折磨。
和以高学历年轻女性为主的“卖卵女孩”人群不同，代孕妈妈大都没受过多少教育，来自偏远地区农村或者家庭十分贫穷，年龄普遍不大。
在代孕机构看来，这样的人背景简单，也不会闹事，好掌控，而且代孕价格便宜。
在做好体检后，代孕妈妈的子宫就会被植入由人工授精培养成的胚胎。在一开始，代孕机构会描绘做代孕妈妈有多么好：
住在他们提供的“豪宅”里，只需要每天吃吃喝喝保养身子就行，生下孩子后一次性就能拿到二三十万。
但实际上，在代孕妈妈成功怀孕后，这些机构往往都会吃回扣，还会以“胎儿安全”的名义限制代孕妈妈的人身自由，将代孕妈妈们集中安置，有专门的人监护，也不会轻易让她们出门行动。
为提高代孕成功率，代孕妈妈通常还会被植入多枚胚胎，这虽然提高了代孕成功的几率，但是也大大增加了流产与早产的风险。
尽管存在种种不可控的风险，代孕机构负责人都会向客户承诺，不需要有任何担心。无论代孕妈妈是怀孕期间出现意外，还是难产、或者导致此后不孕不育，都和客户没关系。
就算平安怀孕，没有任何意外，有时客户会反悔、不想要孩子了，甚至一声不响直接消失，代孕机构为了“及时止损”，也会尽快“弄掉”代孕妈妈肚子里的孩子。
等到在婴儿诞生后，他们便会被送往一个个预定的客户手中。
虽然孩子跟代孕妈妈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十月怀胎、历经苦痛生产，很多代孕妈妈会在生下孩子后，因为无法再看到孩子而产生严重的心理疾病。这更是金钱所无法治愈的。
但是在代孕机构看来，这一个个大着肚子的并不是母亲，而是他们用来敛财的机器罢了。
既然是机器，只需要成功产下商品就可以，哪里还需要管机器的感情和死活呢？
不要以为宝宝出生，代孕就成功了。
刚出生的婴儿在代孕机构和客户眼中，只是被生产出来的商品，是商品就可能会有瑕疵。
如果代孕妈妈生出来的孩子存在健康问题、有先天疾病，或者是发育不良，则可能导致“交易失败”，被客户拒收的婴儿会被代孕机构作其他安排，有的甚至被遗弃。
这些婴儿的结局我都不敢细想，一个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可能就此消失。
在代孕产业链前，人的伦理道德底线，都不复存在。
也许有人会说，很多发达国家代孕不是也合法吗，有什么不好的呢？
事实上，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国家都规定禁止代孕。
英国、比利时、荷兰等国家代孕是合法的，但前提是不能向代孕母亲支付任何报酬，即不允许商业性质的代孕，而且法律承认代孕母亲为孩子的法定母亲。
印度，被称为世界的“代孕中心”，代孕的产业规模一度达到每年28亿人民币，有80%以上的客户来自国外。落后贫穷的郊区，一个大而简陋的房子，被划分为一个个隔间，每个房间住10个怀孕的妇女，她们躺在简陋的单板床上，只有一件事可做：等待婴儿的降生。当地村庄的女人会慕名找过来，因为她们听说这里有钱赚，而很多人刚来的时候，甚至连代孕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医生会提前告诉她们，可能出现需要切除子宫甚至送命的意外，她们会全力救治，但真的出事了，医院、医生、代孕的夫妇不承担风险。然而她们还是会点头同意，因为“没办法”。比如Vasahti一家有七口人，住在狭小黑暗的房子里，丈夫的月薪是40美元。而她代孕能赚到美元的酬劳，如果是双胞胎，还能加到1万美元。如果在三个月之内堕胎了，诊所则只给美元，超过三个月的话，给美元。答案显而易见，为了生存、为了孩子们的未来，她们选择把家庭的重担从丈夫的肩头转移到自己身上。而一对国外夫妇来这里代孕，需要花上28万-38万美元，层层抽成之后，到代孕母亲手上的，只余零头。开办这个诊所的NaynaPatel医生的家，在豪华的别墅区，和Vasahti家形成剧烈反差。而当Vasahti还在为孩子的学费忧心时，Patel医生的儿子已经准备进修研究生，毕业后接母亲的衣钵。而等到怀孕9个月之后，来自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的父母，取走他们的孩子。他们眼中是对未来的期待、对新生命的憧憬。代孕母亲则连不舍都被视作怪异，到手的酬劳要求她们要有商品的自觉，而9个月的孕育让她们对孩子有着天然的不舍。有人说，只要是自愿的就没问题。但问题是，贫穷压迫下的无可奈何可以算是全然的自愿吗？年，Easwari的丈夫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代孕广告，于是要她去代孕，之后23岁的代孕妈妈死于产后大出血。年，30岁的代孕妈妈PremilaVaghela在孕期突发抽搐并心脏停跳，紧急剖腹产后婴儿活下来了，她没有。她的家庭拿到了万卢比的赔偿（约10万人民币）。Vasahti说，我做代孕母亲，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再成为一个代孕妈妈。她是用自己的牺牲，来换取孩子的未来。“当一个人需要出卖血肉来扶养家庭脱离赤贫时，应该救助她们，而不是帮她们更容易地出卖血肉。”让我们对人的情感和纽带保持最基本的尊重与共鸣，拒绝将他人非人化，也是守住自己人性的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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