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会学家MarieHaug发现，年轻人往往对医生提供治疗的动机持怀疑态度。他们了解医学知识，不把医生看成权威，更主动地参与医疗过程。他们希望对治疗行使选择权，并对结果抱有很高的期待。但由于有些病人过分焦虑敏感，阻碍了医生的工作，反而影响了疾病的治疗。
我刚上临床不久，接手了一个心梗的老汉。他住进病房后，总是一副怀疑的神情。一天，护士说：“42床拒绝打针。”我问他原因，他说：“我很好，干吗打针？”“你得的是心梗，检查的结果并不乐观，需要治疗。”我向他解释。
他却轻蔑地一笑：“医院的水多深，你会不知道？”他眯着眼问：“你给我用的是什么药？”“利尿药，减轻心脏负担的。别轻视你的疾病。”我尽量压低声音说。“你把话说直接点，别说不吉利的话，我很好。”他的音调越来越高。看到他气势汹汹的样子，我转身走出了病房。
第二天我值夜班，有一对年轻夫妇大摇大摆地走进办公室，男的说：“我是42床的儿子，想了解些情况。”我拿来病历，边翻看边说：“他得的是心梗，并引发了较多的胸腔积液。”那女的问：“好像你们只在观察，采取什么措施了吗？”我说：“该有的治疗都有的，比如强心、利尿、扩冠——”她打断我：“到底有没有利尿？”
我没想到，竟然会抛出来这样的怀疑。还没等我回答，男的命令道：“给我看所有的化验报告。”我坐到电脑前，打开了页面。女的突然又问：“为什么最近没复查心梗标志物？”显然，她有一些医学基础。
“他到底有多少胸腔积液？”男的执意要看电脑里的片子。当我指给他看时，他又问：“胸腔积液是不是比之前多了？具体增加了多少？和你们手术有关吗？”一连串专业而刁钻的问题犹如连发利箭，直刺入我稚嫩善良的内心。我硬着头皮，艰难应付。
我完全没意识到，那女的正在我身后，翻看着病史记录，并悄悄地掏出手机。
“不准拍照！医院资料的？”正巧，导管室的高医生进来，撞上这一幕。我赶紧回头看那个女子。她搪塞几句，拉着男人匆匆溜走了。
他们走后，高医生说：“这个病人心梗发作，主任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把他的血管打通。当需要家属签字同意放支架时，却被他俩一口拒绝。可若不放，血管很容易再次堵塞，前功尽弃。主任亲自出来劝说，他们竟然质疑我们只是为了赚钱。主任回到手术台，结束手术时，丝毫没有抱怨。可我知道，为了救这个病人，他白白吃了多少放射线啊！”
第二天，主任得知此事后，淡淡地说：“信任能带来30%的安慰剂效应，这很重要。病人早已不信任我们了，疗效已大打折扣，干脆让他早点出院。”我问：“他病得不轻，以后肯定还会‘二进宫’吧？”主任无奈地说：“我们已经尽了责任。他不给医生机会帮他，自欺欺人，我们又能把他怎样？”
同事说：“有一回，我和一位病人谈话。无意中看到，他的手藏在桌子下面，手里竟然拿着一支录音笔。”
听后，我无言。何必呢？
社会学家发现，病人对医生缺乏信任，与卫生服务向消费主义转移有关。“病人—医生”的关系转变为“消费者—卫生服务者”的新关系。新观念里，倾向于“顾客总是对的”，或“花了多少钱，得到了什么服务”。
同时，医生的专业权威却被越来越多地限制。Ritzer等学者提出，医生的权威正在衰落，这意味着专业自主性下降和对病人的控制能力下降。医学事业的利润取向，从强调服务患者的理想转向了创造利润的高效性。医生的权威似乎不及以前，他们会受到病人、政府、卫生服务组织更严格的审查。
信任是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基石。而如今，在医院，病人质疑医生，并不是新鲜事。如果闹成了医患纠纷，两败俱伤的结局显而易见。殊不知，心照不宣的暗地里较劲，后果同样如此。
信任是得到有效治疗的基础，它所带来的安慰剂效应，远比你想的要神奇。可即便你已经深谙这个秘密，或许仍难以避免疗效的大打折扣。因为，倘若你的心底已经铺满了怀疑的土壤，无论如何伪装造势，也不能改变一个事实——贫瘠的土地是生长不出甘甜果实的。（丽莎大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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